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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總第98期】風險社會之新冠肺炎疫情

作者:主页   |    时间:2020-06-04 04:29 102

自2004年始,188体育网址1牛津詞典每年年末都會發布一個最具年度特色的詞語,稱之“牛津年度詞(TheOxfordWordoftheYear)”。這些年度詞多與社會的變化與流行現象息息相關,反映了這一年來民眾的呼聲、情緒以及最關切的事件,且有持久的文化影響力。

2016年牛津年度詞“后真相”(post-truth)因特朗普上臺以及英國脫歐的背景,一度引起國內學界(尤其是傳播學界)熱議,它意指“相對于情感及個人信念,客觀事實對民意只有相對小的影響”。實際上,聯系今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回溯近兩年的牛津年度詞,也許更有可探討的價值。2018年的年度詞為“有毒的”(Toxic),它既指人類面對的“有毒物質”、“有毒空氣”、“有毒環境”,也可延申至“有毒的文化”、“有毒的關系”等等。剛剛過去的2019年的年度詞為“氣候緊急狀態”(ClimateEmergency),意指氣候環境問題成了人類需要緊急處理的事務。新冠肺炎病毒的出現構成了我們從未遇及的有毒生態環境,“在接下來的一年或更長的時間里,我們生活的世界會與以往截然不同”(英國流行病學家尼爾·弗格森NeilFerguson)。它更深層次地反映了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對人類生存狀態的破壞惡果,新生的變異病毒,最終還是與人為和自然環境的變化有關。這是一個全球現象,病毒無關國籍,疫情沒有國界,寰宇同此涼熱,命運就此共同。日前看到網上流傳因疫情意大利“封國”,人們回家隔離,游客銳減,威尼斯運河變清了,空氣變好了,小魚天鵝海豚也出現了,不知對此疫情的“反作用”你我作何感想。

針對這次疫情,不少人把它稱之是對我們整個社會的一次“急剎車”,按下的“暫停鍵”,人們停下了匆匆的腳步,有了足夠的時間去發呆、去回望、去反思。確實,這些年中國經濟和社會有了快速的發展,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和影響力也有了相應的提升,但這并未改變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即使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定位。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我們有14多億的人口,各地發展還很不均衡,觀察中國的事情離不開這樣一個事實,解決如此規模體量的問題往往構成了“世界級難題”。改革開放的四十年,我們一代人經歷了西方兩三百年的三次工業革命,但社會的發展未必與經濟的發展同步,畢竟人未變,我們的很多習慣,甚至思維都還殘留著農業社會的痕跡,真正的更新換代還有待幾代人的努力。而當社會發展和人的觀念與一路狂奔的經濟高增長不適應、不協調,左腳踩右腳,右腳踩左腳,互相拉扯、割裂、沖撞、掣肘,矛盾、問題自然產生,這次疫情中所出現的某些現象就是佐證。

去年10月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四中全會著重研究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若干重大問題,這是繼大家熟知的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之外的又一個現代化(國家治理包括社會治理現代化,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重要方面)。鄧小平同志1979年底會見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了“小康社會”這一中國版現代化的構想,實際上現在人們一般意義上理解的現代化,始于18世紀中葉以工業化為動力,歐美等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當西方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由現代化進入后現代化,由工業社會進入后工業社會時代,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Beck)于1986年提出了風險社會的概念,認為現代工業的全球化已使人類進入世界性的風險社會,風險語義正在取代經濟語義,安全、穩定超越增長、平等,成為社會價值排序的優先。風險無處不在,風險無時不有,風險問題滲透到了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很有意思,貝克的研究內容之一是“生態問題”。他指出,風險社會是一個災難性的社會,人類“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

今年是中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換句話說也是中國版現代化實現之時,但現代化不僅僅是工業化、城市化,還有人的現代化,社會治理的現代化。中國作為后來者,其后發優勢必然包含對先行者之路的借鑒。西方一些學者在對工業化為起點的現代化(現代性)批判重思的基礎上,以“二次現代性”(secondmodernity)和“自反性現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概念和理論凸顯了全球化加速的“世界風險社會”。批判是檢討過去,重思是想象未來。包括貝克在內的西方學者當初的重思原本是對未來的思考,現在卻已成事實。現代化是我們的必由之路,但現代化和后現代化帶來的問題,比走向現代化更具挑戰性。當今社會零風險是不存在的,全球疫情蔓延期間中國確診病例的零增長也不等于零風險,人類最大的風險就是缺乏風險意識。風險面向未來,它基于未知的不確定性,令人們產生恐懼、擔憂、焦慮、不安之感,屬人們的認知,可一旦“變現”、“坐實”,它即成了危機,而現實的危機又往往會放大風險。也可這樣說,風險總是與危機捆綁交織在一起,危機爆發才是人類真正認識風險時。此次歐美一些國家對疫情風險滯后的認識,對危機應對的措手不及,更何況之前已有中國的先例,結果還是亂象重生,便是最好的例證。正如有學者所說,“風險永遠走在人類進步的前面,經驗不是萬能的”。人類防范風險、應對危機的能力已與人類創造財富、創新發展的能力同等重要。

對中國來說,2003年的“非典”讓我們發現企業危機管理之外還有公共危機管理,此后2006年國資委出臺《中央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指引》,標志企業全面風險管理開始啟動。按學理邏輯推理,此后接著公共風險管理就應隨之浮出水面。近年來,中國的領導人面對全球大變局多次強調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未雨綢繆,精準研判,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并將其置于“三大攻堅戰”之首(即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指出我們所面臨的風險已從經濟、金融擴展至社會政治、科技等諸多領域。但由于公共風險涉及的社會性廣、風險源雜,公開性大、關聯度高,變異性多、擴散力強,小風險易演化為大風險,個別風險可轉為綜合風險,局部風險會擴展成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公共政策需要兼顧協調平衡多元化的公眾利益,其管理難度大大增加。

無獨有偶,當人類進入風險社會之時,恰已由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進入網絡時代的信息社會。網絡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出現,給我們帶來了現實社會之外一個全新的網絡虛擬社會。風險社會因網絡信息(尤其在風險背景危機情景中)的海量加速傳播,使風險得以迅速擴散和放大。今天現實社會與虛擬社會、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大眾傳播與群體傳播、意見領袖與網紅社群并存,有圖有“真相”,后真相的情緒化,再加上視頻直播影響力、沖擊力以及無厘頭搏出位的“網紅”走俏,亦虛亦實,真假難辨的鏡像世界已使人們的生活生存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次疫情在網絡社交媒體上的傳播,熱點頻現,浪潮迭起,多元紛呈,上下左右、國際國內不同意見碰撞、交鋒、博弈比比皆是,由此產生的話語差異、競爭和對話,其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公共事件產生的作用甚至導向,恐怕是復雜多維的,非簡單一維的。網絡所開啟的虛擬與現實融合的社會行動空間,其對現實社會的“再造”,無疑對社會治理和政府管理形成了壓力、構成了挑戰,當然也有機會。

傳播溝通(公共關系)已成為風險社會危機管理、風險管理的一大主要內容,但必須明確,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無法取代全面的危機管理、風險管理。沒有風險防范、危機應對中實實在在的真招、硬招(預警、隔離、封城、方艙、應收盡收等),“脫實向虛”的傳播溝通,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終究是靠不住的,而且還會走向反面。雖然人們現在常常把風險與危機混用,但實際上現實的危機亟待處置,未來的風險則往往與人類同存共舞,這就需要我們在防范風險的同時,提高我們抗風險或對風險的承受能力。現在人們談到風險,往往會提到“黑天鵝”現象,但大家有無注意到《黑天鵝》(TheBlackSwan,2007年)的作者(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NicholasTaleb)后來又寫了一本書《反脆弱》(Antifragile,2012年),有人把它視為《黑天鵝》的續集或升級版。實際上,現代化因其系統性、關聯性、復雜性、放大性、加速性等特定屬性,將持續伴隨著脆弱性。“反脆弱”講了在一個“黑天鵝”的世界里,我們該如何積極地面對風險,并從不確定性中獲益,“風會熄滅蠟燭,卻也能使火越燒越旺”。但愿經歷了這次疫情,我們能強信心、聚共識、增信任、多合作,而不至于因多元的差異造成疏離、隔閡、分裂、脫鉤,甚至對立、沖突,進而走向虛無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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